1992年，落陵煤矿原煤产量突破50万吨。职工们把庆功锣鼓敲得震天响，矿长王彦伦却忧心忡忡。因为涨潮自有落潮时，落陵矿攀到顶端，也就意味着衰落的不可避免。在职工大会上，王彦伦发表了“盛世危言”：“50万吨是落陵矿的生产极限，照目前的开采强度，最多还能挖上10年。而这10年，职工不断增加，人人都吃这点煤，能吃饱吗？煤采完了怎么办？”一瓢冷水泼在了落陵人的心头上，面对当时的情况，几乎所有人都束手无策。王彦伦是农民的儿子，父辈“饱带干粮晴带伞”的教导让他眼光长远。为了解决落陵煤矿鼎盛之后的衰落问题，王彦伦带着他的团队开始了艰难的考察之路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1993年12月，经国家计委、原煤炭部等部门的批准，运河井田划归济宁市开采，由落陵矿负责筹建。
当年落陵矿建设时，国家投资少，可是毕竟给了一部分，而现在的资金完全靠自筹，难度可想而知。王彦伦像跑资源一样，自告奋勇的挑起了筹资的重担。他一方面上北京跑济南，讲前景说效益，争取银行贷款；一方面动员干部职工艰苦创业，精打细算，为新井建设积累资金。那些日子对王彦伦来说，可谓殚精竭虑、没日没夜。当时的一件小事，让巩元胜（现任义桥煤矿工会主席）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1994年春的某一天，春寒料峭。一大早，巩元胜接到王彦伦打来的电话，说：“开车去北京，我们的贷款有着落了。”巩元胜顾不得连日来的疲惫，一周内第叁次踏上了北上的道路。一路上，王彦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条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北上之路。巩元胜担心王彦伦的身体，提醒王彦伦说：“王矿长，您在车上睡会儿吧。”王彦伦说：“没事，我不困。”
中午时分，巩元胜已经感到饥肠辘辘了，遂于王彦伦商量吃午饭的事情。王彦伦这才感到腹中早已空空。王彦伦说，到前面岔道上停下来吃饭吧。车停后，王彦伦从汽车后座上拿出之前准备的午饭——面包和凉白开水，两个人开始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巩元胜喝了一口水，问：“王矿长，水凉了，您能喝吗？”王彦伦笑笑，说：“没问题，这点苦还能吃不了吗。”
赶到北京，夜幕降临。巩元胜问：“王矿长，我们去哪里？”王彦伦说：“老地方，先住下，明天去办事”。巩元胜答应着，便将车开到了一家小宾馆门口，开了一间最便宜的地下室的房间。晚饭的时候，他们又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方便面，跟宾馆要了壶开水，准备用他们自己带来的牙缸泡方便面吃。方便面泡好后，巩元胜在包里翻找半天，一拍大腿，说：“坏了，忘了带筷子了。”王彦伦灵机一动，说：“没事，我们有两个人，每人都带了一个牙刷，我们用牙刷柄当筷子用。”就这样，两个人轮流用牙刷柄当筷子，开始了那顿难忘的晚餐。
巩元胜对那顿晚餐一直记忆犹新。一个掌管着上亿元资产的矿长,在地下室里用牙刷柄当筷子吃方便面，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。但事实就是这样。因为在王彦伦的意识中，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职工的血汗钱，浪费一分钱都是对职工的犯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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